说到这场拍卖首先就要先交代一下嘉德古籍的四季拍卖缘起。2006年对我来说比较辛苦，年底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先见了杨成凯先生，杨先生是社科院语言所的研究员，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版本造诣也极深，跟杨先生身边受益匪浅。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杨先生，我们库房里历年积压的拍品太多了，我想搞起四季拍卖，很多东西就能上拍了。”

“我觉得可以！”

同样的话我也跟藏书家韦力说了，韦先生表示了极大兴趣，并承诺帮忙呼吁。

嘉德王总的态度开始有些犹豫，我马上建议开个可行性研讨会，王总同意了。

韦先生的号召力确实强，杨成凯、辛德勇、孟宪钧、翁连溪、宋平生、艾俊川、曲春海、姜寻、胡同、王洪刚、王雪霞，皆一时之选。

最初，王总打算跟大家见一下，有个开场白，后面就由寇总主持，她就先撤了，没想到坐下来就不走了，接着是共进晚餐，一直到最后送走大家。

“古籍收藏圈的人真有意思！”

首战旗开得胜！

过了一段时间，杨先生问我：

“你说的库房积压的拍品，让我先看看？”

“杨先生，实话说吧，库房没什么，每次拍卖都要征集，实在对不起啦！”

“……哈！”

第一场顺利完成之后，公司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征集了一批拍品，其中就包括这批古籍，大拍是上不了，我主动承接下来，开始了酣畅淋漓的《来自波士顿美术馆中文古籍拍卖专场》的运作。

拿到清单后，我的眉头蹙起来了。内容上，无甚稀奇，正经正史、笔记小说、诗词歌赋；版本上，除几部清初刻本外，多为晚清民国时期，乏善可陈。拍卖讲究有说道儿，要不版本稀见，要不名家批校、递藏，这些都不占，而且，我拿到清单的同时，外面已有流出，甚至有人放话，要看我怎么写提要。

我在清点的过程中，看着这批深藏在美术馆库房中的古籍，触手如新，虽是历经百年，犹如待字闺中的少女般光洁，我眼前一亮，所有想法即刻涌现出来。

我跟副手彭向阳说：“这批书只标注书名、著者、版本、册数、尺寸、估价，其他都不写了。”

“啊？好吧！”

在标注估价时，遇到了问题，大概是美术馆也觉得这批书价值不高，所以期望值也不高，285件总报价是40万，小彭开始按照40万底价给每部做价，估价低的有些甚至到了几十块钱。

“不行，必须调高。”

经过几次调整，终于把估价确定下来。

姜寻是美院毕业的，也是爱书之人，我请他帮我做了版式设计，既古朴，又有新意。

封面设计有点犯难了，以往都是拿出一部重点推动的做封面，这次没有。通过多次联系，终于发给我们一张美术馆内书库的照片，又找到一张美术馆的外观照片。

我没去过美国，对波士顿美术馆也很陌生，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封面上标注了三行文字：

• 波士顿被称为北美的雅典

• 波士顿美术馆为世界四大美术馆之一

• 拥有10个中国文物陈列室

现在看来未免可笑了。

在送到王总审查的时候，王总摇摇头，

“不能写波士顿美术馆藏中文古籍拍卖专场，会给外人不好的感觉。”

这个我真没想太多。

“我看，前面加个来自吧。”

“好的，王总，就叫《来自波士顿美术馆中文古籍拍卖专场》。”

公司新成立了市场部，专门负责市场推广宣传，图录印刷要经过市场部审批。在市场部，我的图录被毙掉了。

“你们的图录设计不符合公司规定。”孙总监态度坚决，近乎于不屑地把图录退给我。我商量了几次，把我的构思、想法和盘托出，希望能够理解和通过。但没有任何松动，必须用他们选定的设计师，

“你们这哪叫设计啊，简直不入流。”

我终于愤怒了，“你告诉我，公司具体有什么规定？我的设计是不专业，但我能把他们拍出去，你能保证吗？这样吧，你能满足我三个要求，我就放弃我的设计。一、保证一定时间内完成；二、不许要设计费；三、保证100%成交！”

“开玩笑，谁能保证100%成交？”

“我能！”

“那好！批了！”

图录终于通过了，下一个问题就是拍卖师了。我找到了负责管理拍卖师的曹经理。

“曹经理，我想让小蒲一个人拍波士顿这场。”

“不行，285件，近300件了，必须两个人分着拍，这是公司规定。”又是规定，“我这场情况特殊，必须一气呵成，中间不能断，您要不同意，我去找王总。”

王总同意了。

应付了公司的各种规定，外面开始各种消息了。

小贾来短信：“李哥，有朋友问波士顿那场整卖120-140万，能行吗？”小彭悄悄告诉我，估价已经三百多万了，“小贾，不可能，图录都开始印了，场上拍吧。”

有些拍卖公司多年形成了惯例，在我们拍卖时间前后，也举行拍卖，这样也省的客人来回跑，这次跟我们同期的有两家公司，各地的客人开始陆陆续续来到北京，准备开始一场拍场大战。

国际饭店的会议中心简直就是为拍卖公司量身订做的，在设计之初，据说还真的到嘉德公司咨询过场地要求，所以拍卖公司一进入会议中心场地，马上得心应手。

古籍预展现场很快就布置好了，我最后过来检查一下，每一件拍品都那样安详，静静地躺在玻璃柜中，灯光铺洒下来，在玻璃的折射下，仿佛衬着光晕，更显纯洁高雅。

“全部上锁，钥匙给我。”

我拿着钥匙回酒店房间了。

古籍拍卖圈里，天津的不知什么原因，辈儿大！比如孔伯、苗大爷，大家约定俗成都这么称呼。关于苗大爷还有些笑话，据说他睡觉时鼾声如雷，曾把整车厢的人吵的一夜无眠，次日大家纷纷过来参观究竟何人有此能量。另一次，觉得北京拍卖效果好，就到北京预展招商，拿出图录才发现，把“拍卖”写成了“拉卖”，刘禹劝慰，“也对啊！不是拉到北京卖吗？”这次也都来了。

孔伯一听说小蒲做整场拍卖，非常认真地把拍品进行了介绍，并强调要多注意休息。

上海的有些客人就是奔着这批书来的，甚至放弃了嘉德之前别的公司拍卖，志在必得。

一般拍卖预展都是三天，我们一般都是在现场，随时解决问题和客人的各种要求，这次我一反常态，就在房间里不出来，每天都会接到各种投诉电话。

“东溟，客人投诉，为什么把拍品锁起来不让看？”

这已经是办公室孙主任好几次打电话了，我的回答依旧是:

“拍品没什么新鲜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十成品相，想要就拍下来吧。”

我始终坚持着，熬过了三天预展。

2007年9月16日上午九点半，《来自波士顿美术馆中文古籍拍卖专场》准时开始了！

整个现场座无虚席，委托席也坐满了。

小蒲是个兴奋型的拍卖师。

“第一件拍品，3501号，起拍价1200元！哪位出价？”

话音刚落，如林般的竞价牌举起，经过数十回合的竞价，落槌价16800元！

14倍底价！从此开始了急风暴雨般的拍卖。

直到下午一点二十，这场盛宴方才结束。

285件拍品成交比率100%，总成交630万元人民币。

本场拍卖师 蒲洪奇 得了白手套。

这也是迄今为止，所有拍卖师无法超越的纪录。

下了场子，我走过去，跟小蒲紧紧地拥抱。

回到房间，我长出一口气，静静地什么也不想。过了一会儿，曹经理打来电话：

“东溟，小蒲下一场拍不了了，嗓子劈了！”

多年以后，中国书店的张晓东一次见面，谈起这场拍卖，

“买贵了，我们差不多用了五年时间才消化掉。”

拍卖结束后，按惯例我们要写一篇通讯稿，我对这批来自域外的中文古籍背后的故事又产生了好奇，随即写了一篇《关于》，后附。

李东溟：关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中文古籍

最近有些收藏家和学者又在关注海外中国文物，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目的地。2007年嘉德拍卖了波士顿美术馆藏中文古籍，这批古籍本身价值外，从另一个角度也可探寻存于“域外”的中文古籍背后所隐含的深意。

根据波士顿美术馆提供的背景资料，这批古籍购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购书主要是Kojiro Tomita (1890-1976) 负责的。他1907年到波士顿美术馆了当助理，后来便在亚洲大洋洲非洲美术部工作。1962年便退休了。他在美术馆工作了55年，是在该馆工作时间最长的职员。

查阅相关资料，Kojiro Tomita即富田幸次郎，是冈仓天心的弟子，从十几岁起便跟从冈仓天心就职于波士顿美术馆，完全继承了冈仓天心的学术衣钵。那么冈仓天心是何许人也？

冈仓天心(1862～1913)是明治时代最早系统地研究东方艺术(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艺术)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但是，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带有强烈的日本帝国主义色彩和倾向，从文化的角度表现了军国主义思想。他曾到中国作过艺术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写了《支那游记》、《支那的美术》、《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和作品。

在《支那游记》中，他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就是：“关于支那，本人最突出的感觉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在支那没有支那’。单纯说‘没有支那’，听者也许会嗤笑，换句话说就是，‘支那没有支那的共通性’。”他力图证明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这就在制造一个不可告人的逻辑：既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那由日本来分而割之，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他又在《东洋的理想》中，极力提倡亚洲的一体化。为日本军国主义造势。在中国，除了文献和废墟之外，能够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宋代社会的典雅的一切标记，都不复存在了。

在之后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他的“亚细亚是一个”成为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来进行侵略宣传的一个著名口号，他们甚至把这句话刻在了石碑上。为日本对中国的蹂躏和占领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了理论，侵华战争被说成是把中国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

冈仓天心的学术研究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日本曾经有两次研究中国的“热潮”，一次为唐朝时期，使日本全面接受汉文化；另一次是在清末民国时期。但是后一次的“中国学”热，与上一次有着显著的不同，是与日本政府的长期侵华政策紧密联系的。在近代，日本政府相当重视中国学，先后成立了一系列研究、教育机构，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中国学学者，培养了大批善于搜集中国情报的中国通。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各地先后成立了“振亚会”（1878）、“兴亚会”(1890)、“东邦协会”(1891)、“东亚会”(1897)、“同文会”(1897)等各类社团。1898年，以“东亚会”、“同文会”为主，上述各种亚细亚主义团体联合成一体，正式组成统一的“东亚同文会”，这是近代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为天皇制政体对华政策服务的学术研究结社。二十世纪初期，成立了“东亚同文书院”（1900）、“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会调查部”（1906）、“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1908）、“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6）等机构。其中，东亚同文书院作为东亚同文会在海外的最大事业，在日本天皇制政体推行“大陆政策”和“大东亚战略”中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培养了大约4600名学生，分别在日本政府机关、伪满及伪蒙疆机关、中国国内各汉奸部门、新闻及通讯社、银行金融业、工商业、学校、研究等部门工作。东亚同文书院尤其注重组织学生对中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以获取关于中国的第一手材料。东方文化总委员会下辖北京、上海、东京、京都四个研究所，囊括了当时即或所有的日本中国学者。

日本学者在访书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都在遵循着他们的学术准则，比如岛田翰对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有深刻的了解，日本的中文古籍收藏偏重于经部和子部，尤其是经部比较齐全，子部也多善本，集部是比较少的。日本受西方学术影响，重视对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古代小说、戏曲类研究，在古籍的搜求中可见端倪。

通过这番抽丝剥茧般的厘清，回过头来看这批古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地方志、丛书占有那么重的比例了。